小游仙诗九十八首 其五十一

堂西长笋别开门，堑北行椒却背村。
梅熟许同朱老吃，松高拟对阮生论。

欲作鱼梁云复湍，因惊四月雨声寒。
青溪先有蛟龙窟，竹石如山不敢安。

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

药条药甲润青青，色过棕亭入草亭。
苗满空山惭取誉，根居隙地怯成形。

　　（一）

　　第一首先写草堂，举其四景：堂西的竹笋，堑北的行椒，园中的梅子，久七前的松树。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，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，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；因看到堂前的松树，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。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，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的要求。他久经奔波，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。显然，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，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，以作为组诗之纲。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，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，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都不是严武，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。这就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了。

　　（二）

　　第二首诗写浣花溪，状其水势浩大，借“欲作鱼梁”而抒情，非真“欲作鱼梁”也。因为“作鱼梁，须劈竹沉石，横截中流，以为聚鱼之区，因溪有蛟龙，时兴云雨，故公不敢冒险以取利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卷十三引）对此解说，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认为“是为公所愚也”。他说：“须知‘蛟龙，之想，只从‘云覆、‘雨寒，生出，值云雨而墩起文情也。”是有道理的。但浦氏以为这首诗“为作鱼梁而赋，而自况不凡”，则未免有点牵强。其实，这首诗并非什么“自况”，只是流露出诗人对能否在洗花溪畔的草堂安居下去的担心情绪。这才是“不敢安”三字的真实含意。诗人觉得自己在草堂尽管心境淡泊，无所奢求，但仍难保不测。诗中谓溪下有坟龙，时兴云雨，固是一种迷信的说法，却也十分形象化，隐隐可以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对成都局势的担心情状。这也正是诗人当时“三年奔走空皮骨”的心理状态。

　　（三）

　　这组诗一开始写草堂的春色，情绪是陶然的；而随着视线的游移、景物的转换、江船的出现，触动了他的乡情，四句景语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。此诗两两对杖，写法非常精致考究，读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雕琢，十分自然流畅。把读者由眼前景观引向广远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之中，引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哲思理趣之中。

　　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 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黄鹂、翠柳显出活泼的气氛，白鹭、青天给人以平静、安适的感觉。“鸣”字表现了鸟儿的怡然自得。“上”字表现出白鹭的悠然飘逸。黄、翠、白、青，色泽交错，展示了春天的明媚景色，也传达出诗人欢快自在的心情。诗句有声有色，意境优美，对仗工整。一个“含”字，表明诗人是凭窗远眺，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。这两句表现出诗人心情的舒畅和喜悦。“西岭”，即成都西南的岷山，其雪常年不化，故云“千秋雪”。“东吴”，三国时孙权在今江苏南京定都建国，国号为吴，也称东吴。这里借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。“千秋雪”言时间之久，“万里船”言空间之广。诗人身在草堂，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，胸襟何等开阔！这两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，境界开阔，情志高远。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拓宽了广度，使得全诗的立意一下子卓尔不群，既有杜诗一贯的深沉厚重，又舒畅开阔，实为千古名句。

　　苏轼曾经说过：“少陵翰墨无形画”。此诗就像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：黄鹂、翠柳、白鹭、青天、江水、雪山，色调淡雅和谐，图象有动有静。画的中心是几棵翠绿的垂柳，黄莺儿在枝头婉转歌唱；画的上半部是青湛湛的天，一行白鹭映于碧空；远处高山明灭可睹，遥望峰巅犹是经年不化的积雪；近处露出半边茅屋，门前一条大河，水面停泊着远方来的船只。从颜色和线条看，作者把两笔鹅黄点染在一片翠绿之中，在青淡的空间斜勾出一条白线。点线面有机结合，色彩鲜明而又和谐。诗人身在草堂，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，胸次开阔，出语雄健。全诗对仗精工，着色鲜丽，动静结合，声形兼俱，每句诗都是一幅画，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。

　　（四）

　　第四首诗为药圃而赋。王嗣爽《杜臆》说：“公常多病，所至必种药，故有‘种药扶衰病，之句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卷十三引）。今影印本《杜臆》元，仇氏（仇兆鳌）当另有所据。”前两句写药圃景色，种药在两亭之间，青色叠映，临窗望去，油然而喜。后两句虽也是写药物的生长情状，与前两句写药物出土，发苗及枝柯的生长过程相连，对一药物生长于隙地的根部的形状作了描绘，足见诗人对药用植物形态学的认识；但就药寄慨，与首章淡泊之意略同，却不是一般的咏物诗，更绝非某些赏花玩月的作品可比。仇兆鳌注：“彼苗长荒山者，不能遍识其名，此隙地所栽者，又恐日浅术及成形身。”浦起龙亦说：“空山隙地，萧间寂寞之滨也，亦无取于见知矣。”可以参看，以见杜甫虽因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，但仍担心着“不测风云”，总是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。他毕竟不是那种忘乎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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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仅如此，诗的前两句，每一句中都有“人”和“月”字，这就使诗的前两句的句法更加工整而复杂了。实际上，诗的前两句也可变为“离人无语却有情，明月有光却无声”，或者为了合于平仄，也可以改为“离人无语却有情，有光明月却无声”这样就将人和月分开描写，前句写人，后句写月，但诗人此处却偏偏将人和月交织地描写在一起，两句中都有人和月。从第一句看，两人分离时都没有什么话说，而月亮也没有声音，四周很寂静，似乎没有什么感情，但第二句马上一变，明月虽然无声，却有着洁白的光亮，而两人分离时虽然缄言，保持着沉默，内心里却百感交集，充满着离情别绪，这样一写，句与句之间就有一种起伏，一种变化。不仅使人感到人有情，就连月也有情。

　　前二句是写两人在明月下依依不舍的分手时情景，后二句转而描写离别后情景。作者是个女子，从末二句的口气来看，第三句中的“人”也应该是指一位女子。她不仅离别有情，别后相思也依然有情。这从“人似月”三字即可看出。这三字看似平淡，言外之意都很多，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。从承上讲，前二句虽然月无声，只有光，但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，都是有情物，而此处说“人似月”，就是说此刻的人依然如月一样，仍是有情物。从启下讲，月亮每天夜里从云中映射到水中，又从水中爬到层城，年年岁岁，周而复始，表现其时间之长，而“人似月”，正是为了说明人的相思也是天天如此，夜夜如此，说明其相思时间之长之久。月亮皎洁无声，离人相思无语，其情却如同月光，云间、水上、层城，无处不在。足见相思之深沉、绵密，如诗如画。诗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，到月光下闺女的独自相思，从头至尾都将人、月合写，以人喻月，以月形人，写得十分有情味，又别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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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江萧条秋气高，菱荷枯折随波涛，游子空嗟垂二毛。
白石素沙亦相荡，哀鸿独叫求其曹。

即事非今亦非古，长歌激越捎林莽，比屋豪华固难数。
吾人甘作心似灰，弟侄何伤泪如雨。

自断此生休问天，杜曲幸有桑麻田，故将移往南山边。
短衣匹马随李广，看射猛虎终残年。

　　第一章诗人借曲江秋季萧瑟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忧伤。首句“曲江萧条秋气高”，写诗人秋游曲江，曲江一派萧条冷落景象。次句“菱荷枯折随风涛”，写秋风瑟瑟，菱荷残枝败叶在水面随风不停摇曳。诗人缘情写景，因而景随情迁。诗中以景起兴，曲江秋气感人，诗人不免有年衰之叹。第三句“游子空嗟垂二毛”，写诗人宦旅京华，郁郁不得志，年纪将老而功名无成，面临秋色寂寥的曲江，诗人感慨万千。末二句“白石素沙亦自荡，哀鸿独叫求其曹”写曲江水下白石、素沙，在流水中摇荡不定；孤独的鸿雁悲哀鸣叫，仿佛是在寻求它的伴侣。诗中以此作比，暗喻诗人落魄孤零之况，烘托了诗人失意寂寞的心情。

　　第二章写诗人放歌解忧。语似旷达，实为悲愤之词。首句“即事非今亦非古”，诗人根据眼前情事即兴吟咏，此诗以五句成篇，似为古体诗；而以七言成句，又似今体诗。这种七言五句的格式，系杜甫自创体，所以说“非今亦非古”。次句“长歌激越捎林莽”，长歌指此诗三章相连，“连章迭歌”；诗人引吭高歌，声动草木，“足以一抒胸臆”。（《杜诗详注》）第三句“比屋豪华固难数”，曲江一带豪华宅第，难以胜数。这一句措词平淡，却意味深长，写景中隐隐流露出一种忧愤之感。末二句“吾人甘作心似灰，弟侄何伤泪如雨”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矣。”杜甫化用以表达自己愤懑不平的心情，说“甘作”正表明诗人并未“心似灰”，实质上仍是不甘心。诗人奉劝弟侄不必为他仕途失意而伤心流泪。诗人满腹忧情，却以劝慰他人之语写出，语似达观，更显凄楚悲愤。

　　第三章写诗人仕途无望，意欲归隐，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心情。首句“自断此生休问天”，诗人怀才不遇，认为此生仕途无望，不必去问天。“杜曲幸有桑麻田，故将移往南山边。”杜甫有诗说：“南山豆苗早荒秽。”（《投简咸华两县诸子》）两句写诗人打算回祖籍隐居度晚年。曲江宅第豪华，却非故园。诗人意欲归隐，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和浓重的思乡愁怀。末两句“短衣匹马随李广，看射猛虎终残年”，写诗人欲学汉朝名将李广射虎于南山，以终残年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：李广贬为庶人，家居数岁，尝于蓝田南山中射猎，“广出猎，见草中石，以为虎而射之，中石没镞，视之石一也”。“广所居郡闻有虎，尝自射之”。杜甫本善骑射，多年前游齐赵、梁宋时曾“呼鹰”、“逐兽”，所以有此联想。蓝田与杜曲相距不远，因杜曲，故及南山，因南山，故及李广射虎。李广尚能“自射”，而己只能“看射”，一时感慨之情、豪纵之气，跃然纸上。此诗章法独特，前三句连韵作一顿，为杜甫自创的“连章体”。

　　这三首诗层次井然，首尾相应，承转圆熟，结构严谨。诗人感情深沉而忧伤，悲愤之情融于全诗。诗中情景相生，比兴兼具，沉郁含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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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贾岛是唐代的著名的苦吟诗人，长于五言律诗，集中五言律诗也最多。他的律诗，字斟句酌，排比工整，常有佳句，耐人寻味。如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、“长江人钓月，旷野火烧风”、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等，或气象雄浑，或情景幽独，颇为人们所称诵。不过除了一些佳句以外，他写得好的律诗并不多，这是由于他过于醉心词句的琢磨，往往忽视了全诗的整体的艺术境界的创造。因而他的五言律诗，虽然对仗工整，却有雕琢的痕迹，不够自然，缺乏动人的情怀，使人读后，留不下完整的印象。倒是他的一些绝句，无意求工，写得自然、朴素，别有情致。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较优秀的作品。

　　这是一首抒写送春的七言绝句。这首诗极力抒写的是“苦吟”诗人不忍送春归去，但也无计可留，只有长坐不睡，与那即将逝去的春天共守残夜，哪怕是一刹那时光，也是值是珍惜的。首句“三月正当三十日”，点明三月晦日，表达春天即将逝去。三月本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，三十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诗人此刻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，让人感到新奇而又自然。次句“风光别我苦吟身”，意思是说：春光虽然别我而逝，但我这个苦吟诗的人，怎忍别春。不说送春，而说“风光别我”，是虚写“送”字。这句用的是拟人手法，显得很自然而有情味。

　　“与君今夜不须睡，未到晓钟犹是春。”前句写了诗人与友人愿一夜不眠不寐，后句则写了这样做的目的，仅仅只是守住最后的一线春光。前两句把春天精确到最后一天，这里却精确到了最好一刻。末二句说虽然已到春尽之期，无计可以留春，但只要晨钟未动，明朝之夏未来，仍然还是春天。因此，当这最后一夜之时，愿与友人不睡，共同苦吟饮酒，以表送别之情，这样也还是能够很好地享受这最后一夜的春光。“犹是春”三字，可如宋苏轼所说的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了。这首诗颇有古诗的“何不秉烛游”的意思。但二者旨趣并不相同。古诗的作者秉烛夜游，是由于感叹人生短暂，韶华易逝，应及时行乐；这首诗的作者良夜不眠，则是为了流连春光，爱惜韶华，并无伤感之情，作者只意在珍惜时光，刻苦吟诗，这就从惜别春光中，引出了“锲而不舍”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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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诗意在赞誉英雄，鄙薄庸碌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，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，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。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，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，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、嗣子不肖而叹息，尾联感叹后主亡国。全诗措词精警凝炼，对仗警辟工整，风格沉着超迈，前半写功德，后半写衰败，以形象垂戒当世。

　　《蜀先主庙》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。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，鄙薄庸碌。

　　首联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”，高唱入云，突兀挺拔。细品诗意，其妙有三：一、境界雄阔奇绝。“天地”两字囊括宇宙，极言“英雄气”之充塞六合，至大无垠；“千秋”两字贯串古今，极写“英雄气”之万古长存，永垂不朽。遣词结言，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、俯仰古今之胸臆。二、使事无迹。“天地英雄”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”（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）。刘禹锡仅添一“气”字，便有庙堂气象，所以纪昀说：“起二句确是先主庙，妙似不用事者。”三、意在言外。“尚凛然”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，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，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；其中“尚”字用得极妙，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，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，自不待言了。

　　颔联紧承“英雄气”三字，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：“势分三足鼎，业复五铢钱。”刘备起自微细，在汉末乱世之中，转战南北，几经颠扑，才形成了与曹操、孙权三分天下之势，实在是得之不易。建立蜀国以后，他又力图进取中原，统一中国，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。“五铢钱”是公元前118年（汉武帝元狩五年）铸行的一种钱币，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。东汉初年，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。此诗题下诗人自注：“汉末童谣：‘黄牛白腹，五铢当复’。”这是借钱币为说，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。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。“势分三足鼎”，化用孙楚《为石仲容与孙皓书》中语：“自谓三分鼎足之势，可与泰山共相终始。”“业复五铢钱”纯用民谣中语。两句典出殊门，互不相关，可是对应自成巧思，浑然天成。

　　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，为之叹惜。“得相能开国”，是说刘备三顾茅庐，得诸葛亮辅佐，建立了蜀国；“生儿不象贤”，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，狎近小人，愚昧昏聩，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。创业难，守成更难，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，所以特意加以指出。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，与他的短于教子、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，正反相形，具有词意颉颃、声情顿挫之妙。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。此诗颔联咏功业，颈联说人事，转接之间，富于变化；且颔联承上，颈联启下，脉络相当清晰。

　　“凄凉蜀故妓，来舞魏宫前。”感叹后主的不肖。刘禅降魏后，被迁到洛阳，封为安乐县公。一天，“司马文王（昭）与禅宴，为之作故蜀伎。旁人皆为之感怆，而禅喜笑自若。”（《三国志·蜀志·后主传》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）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。刘禅不惜先业、麻木不仁至此，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。字里行间，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。

　　从全诗的构思来看，前四句写盛德，后四句写业衰，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，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。诗人咏史怀古，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。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，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，已经日薄西山，国势日益衰颓。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，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。这使人感慨万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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